杨慎作为明代一代硕儒名士，与洞经音乐结下缘分，不仅使洞经音乐身价倍增，而且由于他对洞经音乐的积极推崇和整理、创新，更使洞经音乐文化的社会属性、功能都发生了全面的演变。洞经音乐走向民间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，杨慎功不可没。

杨慎一生著述颇丰，著名的有《升庵长短句》、《转注古音略》。

李以恒李浩之孙，世袭祖职，为明嘉靖年间天威径镇抚使、千户长。李以叵从小偏爱音律，祖传有玉笛一支，故又称玉笛山人。以恒生性好文，与白族文人李元阳、龙尾关孝廉赵雪屏及“南中七子”为友，平日诗文音乐相交，并继承祖志，喜爱藏书，特别长于洞经音乐。常与地方文人在德胜驿、叶榆城、玉皇阁谈演洞经音乐。明嘉靖九年五月，遇新都状元杨升庵到大理避疫，便与李元阳、赵雪屏、表弟赵州王惠一起邀约杨升庵议立洞经会——三元社和叶榆社，聘升庵为上座师，赵雪屏任三元社社长，李元阳为叶榆社社长，李以恒自任管事。二社成立后，对洞经音乐传谱重新进行丁整理，并重新制定了洞经音乐演奏的科仪形制，全面促进了洞经音乐的发展和演变。李以恒整理有洞经音乐乐谱《玉振金声》传于后世。

此外，李以恒平时喜欢记录“三迤历代椽吏史官遗而不记之事”，曾著有《南中夜谭录》两百篇(已佚)，后又于明嘉靖癸亥年(公元1562年)写成《淮城夜语》一书。

苦竹道人名邓凯，明朝旧臣。据载，明朝灭亡后，苦竹道人作为明朝旧臣，遭到清廷追杀，被迫隐遁到安宁曹溪寺，历时16年，后认识了青霞道人，遂做了道士。后又隐遁到大理苍山斜阳峰苦竹箐，故以地为名，称“苦竹”。康熙年间遇赦，遇到下关战街李松亭(李浩、李以恒之后)，居天王庙。他与李松亭志同道合，在李家看到各种洞经音乐古谱后，决定和李松亭一起重振洞经音乐，历时5年把各种传谱重新修定整理，重立科仪，并把它们教授给三元社的弟子，为大理、下关一带洞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今流传于大理、下关一带的《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谈经全谈谱》就是苦竹道人根据历代传谱整理而成的。他还著有祭祀曲谱《坛祭曲》24曲。

王联元(1861-1936年)联元为字，名学曾，男，汉族。清代贡生，书法家。道德与文章，皆望重乡间。对洞经音乐有特殊研究，丝竹琴瑟尤佳。为下关感应会、三元会经师、会长。曾编有感应会会史一册，亲书序言。晚年特别重视洞经古乐的整理，用工尺谱记录、整理了许多古乐曲，并至今广泛流传于各地洞经会。

李树池(？-1907年)，大理人，出生年月不详。字俊发。他原本是一个读书土子，家中藏书很多。后来弃学经商，在大理城街上开设了一片土杂油盐的店铺，叫“致和号”，经商度日。李树池一向乐善济公，一赚得钱，就慷慨捐献，大则修桥补路，小则施济贫困，颇为乡里称道，有“前有李中溪(李元阳)，后有李树池”的赞誉。与此同时，李树池虔诚信仰佛道，曾被乡里推选为斋会首长和洞经会会长，经常组织经会集会演奏洞经音乐，且常带着他的儿子李燮羲一同演奏•，成为当时大理一带有名的洞经音乐能手。

李燮羲(1875-1926年)，大理古城人，字开一，号剑虹(原名如桂，字月卿)。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革命音乐家，无产阶级的革命歌手，云南新音乐的先驱者，被誉为“聂耳的先驱者”。

李燮羲的父亲李树池在他小的时候就是乡里洞经音乐会会长，因此他不仅在童年时就挚爱唱歌，稍大还常常追寻其父到洞经会，且“作为一个十二三岁小孩子，却衣冠整洁，彬彬有礼。但他并不磕头烧香、讽经拜唱，却是参与音乐演奏。据说洞经会的三十几件乐器，他都能演奏，七十二个基本乐曲，他都十分娴熟”。

李燮羲幼年时就中了秀才，大约15岁时就参加了大理硕儒郑丙堂先生成立的“苍麓诗社”。甲午战争后，李燮羲“哀国家之存亡，痛人民之流离”，于1894年毅然赴日本留学。

李树九(?—1919年)男，汉族。清末进士。曾将散落于民间濒于失传的洞经音乐进行认真的搜集整理。在大理恢复洪仁会，集中传授，以一派风格延续至今。

周仁(1859-1931年)男，汉族，字子安。在广东番禺、汕头任职期间曾为大理洪仁会引进江南器乐。回乡后致力地方史研究，著有《洪仁会纪略》一书。该书是研究大理洞经音乐的重要历史资料，有一定学术价值。

周智(1878-1948年)字子惠，男，汉族。大理洪仁会会长，为大理洞经音乐全面系统继承洞经音乐者。擅长司鼓，长期任上座师。执会期间善于吸收诸派音乐，教授过大量弟子，至今享有盛誉。